关于“天津教案”，要从法国传教士谢福音在天津望海楼旧址上，盖的一座天主教堂说起。这座教堂，被当地人称为“望海楼教堂”。在教堂附近，还有一个“仁慈堂”，也是法国传教士修建的，用来收养中国孤儿。

同治九年，仁慈堂里发生瘟疫，几十名中国孤儿死亡，尸体被埋在郊外。后来，尸体被野狗刨出，啃噬得惨不忍睹。这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。与此同时，天津发生了多起拐骗儿童案。嫌疑人被官府擒获后，招认说，是受望海楼教民的指使。这在天津引起轩然大波。一时间，士绅在孔庙集会，学生罢课，要求官府惩办洋教，拆除望海楼教堂。

这一年的五月二十三日，天津知县刘杰将嫌犯押往教堂对质。群众闻讯，都聚集在教堂周围。传教士谢福音一看这个阵势，惊慌失措，放出教堂内豢养的恶犬，还指挥教民驱赶群众。群众奋起反击，将教堂门窗砸毁。事态升级。

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得到报告，当即去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，要求崇厚出兵镇压。崇厚却不答应，丰大业一怒之下，对崇厚连开两枪，但没击中。丰大业便和自己的秘书一起，把通商衙门里的家具器物全部砸毁后离去。

在回领事馆的途中，丰大业又与天津知县刘杰相遇，一言不和，丰大业又举枪向刘杰射击，不知是丰大业视力差，还是枪法烂，这一又没打准，没打中刘杰，打中了刘杰的一个随从。这一举动，彻底激怒了围观民众，于是一拥而上，将丰大业活活打死。

此后，民众向袭击教堂。打死了传教士谢福音，还有一些修女、洋商和洋职员，共计20余人，又一把火烧毁了望海楼教堂、仁慈堂和法国领事署。

这一举动给了列强以口实，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比利时、西班牙等七国舰队在天津、烟台集结，要求清廷严惩闹事民众。

清政府立刻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天津处理这一事件。曾国藩到达天津后，经过调查，认定双方都有过错——教民欺负百姓，教士庇护教民，领事庇护教士，而拐骗儿童，继而挖眼刨心的事情也属谣传，毫无实据。

可是，民众却不以为然，谣言越传越广，以至于曾国藩贴出的说明情况的告示，一到晚上就被人撕毁。甚至在告示所署“曾国藩”名字上挂了一绺白麻，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，卖国求荣。

实际上，当时曾国藩抱病在身，他心力交瘁，以“中庸”的方式，最终把天津教案办成了典型的屈辱外交，引得全国上下一片骂声。连慈禧太后都公开声称“曾国藩文武全才，可惜不能办教案”。

此后，清政府将李鸿章调到天津，继续调查，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责任，全推到曾国藩身上。

别人不知道，曾国藩自己心里很清楚“弱国无外交”的道理，对于来自各方的责难，他只以“内疚神明，外惭清议”应付，并不多做辩解和解释。

天津教案事发两年后，也就是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，曾国藩病逝，终年六十二岁。清朝政府给予他“公忠体国”的论定，谥号“文正”。

作为大清王朝的一名权臣、重臣，曾国藩在功高震主的情况下，仍能保住晚年，关键在于他熟读史书，知得失，即使在危难之际也不树敌，也懂得以退让换得平安。一句话，恪守臣道，不违友道。能做到这一点，当然和曾国藩一直注重修身养性有关。曾国藩的修身，强调立志、求知、敬恕、忠信、反省、慎独、谨言、有恒、勤俭和谦虚等。他的生活起居也极有规律：早起、静坐、养气、保身、读书、写字等，每日坚持记日记。

慈禧太后也曾感概道：曾国藩是“天下第一正人”。

三〇　叶名琛的悲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