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“赋”“弹词”“剧曲”除外，所以陆、冯两先生没有写整部的中国诗史，只写了一部中国抒情诗史。
从另一点看，陆、冯两先生为什么把宋以后诗，置而不论，反大谈词曲呢？他们在《导论》里说明，他们接受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里的议论，以为“古诗敝而有律绝，律绝敝而有词，盖文体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习套”，所以宋以后只有词曲是新鲜的文学，古诗或律绝都是“劣作”，“用不到占宝贵的篇幅”。王氏的议论实本于焦循。在焦氏的《易余龠录》卷十五论文学“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”的一节里，发挥得透彻无比。焦、王发现了中国文学演化的规律，替中国文学史立一个革命的见地。在提倡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的今日，很容易被现代学者所接受，而认为惟一正确的中国文学史观了。所以最近所出的中国文学史一类书，都很取巧地把唐以后诗文，一概略而不讲，只论词曲小说。但是细细考察起来，焦、王两人都是在他人看不起词曲的时代而喜欢研究词曲的人，所以不能不发这种议论；他们不过想提高词曲的地位，并没有想一笔抹倒唐以后诗，只是议论稍为激烈一点罢了。而且他们在说这一类话的时候，是个批评家，不是历史家。历史家必得要忠实叙述过去的事情，不能成好恶于心，对于史料，任意选择。唐以后的诗，就令都是“劣作”，在一个作诗史的人，也不容一笔不提；而况有许多许多并不是“劣作”呢？
《诗史》卷下虽然把苏轼标榜成一个时代的代表文人，但只说他的词，没有说他的诗。在无论哪个读者，就是作者自己，也总会想到足以代表苏轼者是诗而不是词吧。黄庭坚、陈师道、范成大、陆游的诗，一齐在“劣作”之列，元好问以下的诗家名不见于《诗史》了！吴伟业不幸处在“散曲时代”，所以如《圆圆曲》《鸳湖曲》那样琅琅可诵的诗，竟湮没无声。金和的《兰陵女儿行》不能不说是近代一首奇诗、长诗，亦竟不得在《诗史》里讨论。最可惜的是韦庄，因为他迟死几年，身世入了五代，所以他的《秦妇吟》也变成劣作，不得与“如今却忆江南乐”等并论了。
我细细想来，每个诗体的发展必然经过三个阶段：一、民歌；二、乐府；三、诗。五言诗可以溯源到西汉末年民间的歌谣，到曹氏父子、建安七子采民歌的体裁，做乐府；陶渊明、谢灵运所做的只是诗而不是乐府了。七言绝句大概起源于受胡乐影响的民歌，王昌龄、高适等仿民歌而作的是为乐府；盛唐以后的制作，不复可歌，只是诗了。长短句也是从民间来的，白居易、刘禹锡仿民歌作小令，是乐府，整部《花间集》是乐府，柳永、周邦彦所制的也是乐府；辛弃疾以后只是做诗。南宋出了一个懂音律的姜夔，把已经变成诗的词重复谱进乐府，但为时甚暂。在民歌和乐府两个阶段的时候，诗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，到进入第三个阶段，即诗的阶段，诗方始脱离音乐而独立。脱离音乐后的诗，依旧是有生命的。清代去七言诗、长短句可歌的时代已远，然而吴伟业的诗、纳兰性德的词仍旧是好文学。即以西洋文学证之，中世纪的Romance以及Troubadour诗人所歌是一丝不假的乐府，英国弥尔顿以前的诗歌，乐府的气氛还很充沛，弥尔顿以后便踏入了诗的阶段。弥尔顿、华兹华斯、拜伦、雪莱所处的地位，显然是杜甫、苏轼、陶渊明、谢灵运、吴伟业、纳兰性德的地位，绝不是曹植、王昌龄、柳永的地位；因为他们的诗，既不可歌，亦不入乐。只认定可歌入乐的诗，是有生命的，是活文学，反之，都是无生命的，是死文学；这是现代中国少数学者莫大的偏见，是根本谬误的观念。
所以，在这个意义上，陆、冯两先生并没有写诗史，只写了一部中国乐府史。
《诗史》的分期，也是可以致疑的。除汉以前分成“《诗经》”“《楚辞》”“乐府”三时代，元明清总称为“散曲时代”外，其余从魏到宋，作者都提取一个代表的作家，题作时代的名称。共计有七个这样的时代：（一）曹植时代，（二）陶潜时代，（三）李白时代，（四）杜甫时代，（五）李煜时代，（六）苏轼时代，（七）姜夔时代。以上除“曹植时代”名称较为妥帖外，其余都很勉强。陶潜在南朝文学里是一颗孤星，他的作品非但不能影响他那个时代，而且不能影响他身后，直到王、储、孟、柳。李后主诚然是五代小令的最佳作者，但是他的政治势力尚且偏安于江南，他的文学绝没有笼盖一世的气魄。当时西蜀与南唐两个词国，是显然地不通声气的。李白与杜甫虽然作风不同，处在一个时代里，作者强分为二，使他们二位诗王各统治了一百五十年。李白的时代是六一八—七五五，杜甫的是七五五—九〇七。但是李白的生年是七〇一—七六二，杜甫的生年是七一二—七七〇。岂不是李白五十五岁以后的诗，杜甫四十四岁以前的诗，都不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里吗？苏轼的词，在词的发展上，其重要远不及柳永、周邦彦，似乎不足推为北宋词人的代表。白石固是南宋的大家，但当时稼轩、龙洲一派，非他所能范围。英国文学史上，所以称伊丽莎白时代而不称莎士比亚时代者因为有Ben Jonson等力足与莎氏抗；所以称维多利亚时代，而不称勃朗宁时代者，因为有安诺德、丁尼孙力足以与勃氏抗。升白石于南宋词人之首，我想他也许要不安于位吧。
《中国诗史》煌煌三册，所论三千余年，计五十余万字。在这个题材上，这还是第一部创始的书。当然有许多地方，不能使人满意，我们去Courthope、Saintsbury的时代到底还远。不过作者的努力是可以佩服的。书里面考证的部分，颇多新收获，在细心的读者自会看到，不待我们作无谓的揄扬。上面所论，只是对于此书体制的商榷，不敢说是批评，只能说是一种挑剔吧。
（《新月月刊》第四卷第四期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）
